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与建议

摘要：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特征是技术引领下的创新发展，同时二者还需要满足发展质量、综合竞争力、需求变动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在“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产业集聚升级、生活性服务的消费传导等内容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创新、投入、产出、需求和区域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模式也蕴藏其中。为推进“两业融合”的深度发展，在尊重市场供需选择和产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在扶持重点融合领域，协调区域发展关系，捋顺工作机制，培养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和人才体系建设方面精准发力。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国生产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719030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升级战略与重大政策研究》(2020CJYB003)部分成果

201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与以往文件不同的是，此次文件直接将融合发展的重点聚焦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阐述了一些新业态和重点领域，明确指出了当前“两业融合”的发展重点与方向。

本文围绕这一热点问题，从总结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发展趋势和融合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出发，就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应有范围、融合模式以及促进“两业融合”的政策做出分析。

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应有范围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内都是被广泛运用的概念，近些年不断出现在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地方政府的规划文本中，但在二者的概念和内涵方面存在不同的解释与界定。

对先进制造业的解释，陈宝明（2006）认为先进制造业应突出对高新技术成果、先进管理模式、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既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也包括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模式的应用已成为产业主导的那一部分传统制造业。殷醒民（2009）则从量化角度，提出以劳动生产率与盈利率来度量“先进制造”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重点。谢巧生（2019）认为先进制造业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的，指具备先进技术、先进生产运营模式和先进组织方式，能够从研发到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采用高新技术和创新模式，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制造业。本文从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中总结和提取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特征，以此界定当前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应有内涵。具体来看，《中国制造2025》中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定位突出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创新应用引领，强调掌握关键核心技术，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强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应用，努力争取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二是综合质量效益的提升，既对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有要求，又包括了产品质量提升、质量监管和品牌建设等内容;三是融合发展，其中主要强调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四是绿色化发展，要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从这些角度看，先进制造业既包括了新技术、新模式应用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创新业态，又包括了许多遵循新发展理念实现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上述四个原则性的特征是判断其先进性的主要依据。

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在国内使用广泛，最早出现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被先后使用过。此后，在不少地方的五年发展规划中，都把现代服务业放在了重要位置。然而，对现代服务业内涵的界定及其包含的行业范围等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学术界普遍认为，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务业是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更加突出了科技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特点，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包括社会总体进步，经济不断发展和分工的专业化等方面。王一鸣（2017）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征概括为：服务外部化、产业融合化、价值高端化、要素知识化、组织网络化、企业平台化、分布集聚化、结构生态化和发展离岸化，这些发展特征很好地概括了现代服务业的主要表现形式。夏杰长等（2019）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由传统服务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和经营模式更新而形成的现代服务业。同时，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不能将其外延过度扩大，否则，现代服务业和服务业这两个概念就没有区别，而区别这两个概念的标准就是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本文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沿用这一观点。

当然，科技创新与应用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两个概念的相对性特征非常明显，至少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时间上的相对性，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与阶段，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认定范围是有选择性的;二是空间上的相对性，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会根据其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基础来认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上能够体现其先进性或现代性特征的，可称之为该时点下的先进制造业或现代服务业。

总结来看，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其首要的核心特征都是技术引领下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涵盖了新技术应用下的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等内容。对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中国来说，这种创新发展具有原则性和方向性，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至少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要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二是要有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全球综合竞争力;三是要更好地适应现代需求及其变动趋势;四是要遵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服务业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还需要从满足现代需求的角度考虑，将部分依靠新技术和新模式应用升级发展起来的现代生活性服务业纳入其中。而根据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与之相关联的能够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衍生制造也应该被纳入到先进制造业的范围之中。因此，我们不主张严格划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及界限，而应该突出技术与创新这一核心特征的重要性。从提升我国产业综合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繁荣问题需要重视，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问题同样需要高度关注，而“两业融合”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抓手。

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模式与表现形式

我们应该认识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受市场与政策双重影响的，积极拓展“两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需要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这就需要我们从分析“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入手，总结“两业融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发展情况，精准地寻找和分析政策引导的着力点与可行性。

（一）“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与特征表现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也正处于产业深度融合与调整的战略变革时期，而能够体现融合发展的领域或业态基本上都符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属性特征。具体来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1.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从发达国家产业演变历史看，基于专业化分工、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等角度的综合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日趋凸显，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地位开始不断提升。一方面，许多制造业企业逐渐选择外购从制造业内部分化出的或从市场内萌发的生产性服务，将其作为中间投入要素或生产过程的支撑型要素，以更好地实现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许多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重视客户的需求体验与服务保障，客户在产品消费中还需要消费大量的互补性和延伸性的服务，这些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了密切配合制造业争取更多价值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稳居世界制造业大国之首，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偏重于组装制造，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价值链上游（如研发设计、前期研究等）和下游（如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的许多高端环节仍被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而以嵌入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为手段，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符合我国的产业发展要求。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2.创新应用下的“两业融合”正在改变传统的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

随着价值链重心逐渐向研发设计、金融服务、市场营销等服务领域转移，加上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需求端对服务的深远影响和服務贸易的快速发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交叉融合的规模、速度、广度及深度不断提升。而“两业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也在积极改变着传统的产业形态与竞争格局，受此影响，我国传统产业的原有边界变得愈发模糊。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一大批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和消费的内容与方式。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成为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主攻方向，新技术应用渗透到传统制造业的诸多环节，在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表现明显。因此，在工业4.0阶段，不能孤立看待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原有的服务外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多地表现为使得产品全生命周期价值最大化的整体解决方案，面向市场提供的是实物产品与全面服务的“泛产品”综合体。因此，产业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日趋减弱，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具体来看：

一是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企业竞合格局加速变化。从实践层面看，现代企业的经营业务拓展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同时存在，这直接导致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再固化，今天的合作伙伴可能成为明天的竞争对手，原来不相关的企业也可能迅速建立起互补关系，共同拓展市场，动态弹性的竞合格局或将更为普遍。

二是传统的产业形态也在发生直接变动。一方面，制造业的产业形态正在从传统的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制造业企业正在努力向价值链两段拓展和延伸，纷纷从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客户需求和产品服务系统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对研发、设计、物流、营销、品牌管理等生产性服务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服务业制造化的现象也日渐明显，服务企业融入了更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效益和生产率都得到有效提升，一些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服务企业，凭借其研发设计、物流网络、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其在产业链高端的控制力，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企业，发展起了自身的或为其服务的制造工厂。

两类变动的共同作用使得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经营范围与适应能力面临较大的调整与提升，许多新业态由此出现。例如，考验生产线和供应链的柔性定制、面向消费需求的服务衍生制造等。

3.“两业融合”成为传统产业集聚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产业集聚发展作为一种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特定发展阶段和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集群在资源配置效率、就业与收入、综合吸引力、经营成本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确带来了不少积极作用。国内学者引入了产业集群理论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广泛分析。在发展基础薄弱时期，制造业专业化集聚在短时期内使得许多地方获益很大，但那些积极的改善都集中在特定发展阶段。经历过数量与规模的积累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许多传统集聚产业园区的局限就开始逐渐显现，例如恶性竞争、成本压力、功能单一、协调性差等。

在新时代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对产业发展有了更新的定位与更高的目标。可以说，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服务，这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集聚区都面临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成为传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产业定位上，“两业融合”使其更加符合先进生产力和现代需求的发展方向;在产业配合上，“两业融合”会放大集聚发展所应该有的协调配合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在产业创新上，“两业融合”会强化集聚区内技术创新应用及其溢出效应的良性循环。

4.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的需求也会传递到制造业领域

产业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体，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产业体系之间的联动与配合，而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满足仍然离不开相应的实体产品制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直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活性服务业的现代需求已经成为引导我国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力量，为相关联制造业的发展释放了强劲的新动力，对相应的配套生产也提出了高质量的新要求。

现代生活性服务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对接“泛产品”的解决方案，这些都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拓展空间。例如，现代旅游服务的配套问题，为更好地迎合现代旅游者的消费需要，地方发展旅游业时，需要丰富本区域内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尽管旅游消费有自身的独特性，但仍然离不开实体产品制造的支持与配合，现代旅游装备、特色旅游商品、新技术娱乐体验等旅游消费内容都需要配套研发、制造与营销管理。又如，围绕“一老一小”的生活性服务配套问题，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消费习惯决定了“一老一小”在现代消费中的市场份额和市场潜力。健康养老服务需要更加智慧化的健康医疗一体化产品，围绕孩子的抚养、教育与成长催生了更多的细分市场，也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衍生出了更多发展机会。

（二）“两业融合”的五种一般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并概括出五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模式：

1.创新驱动型融合

从创新应用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制造业在产品换代、商业模式、生产组织方式、运营模式和产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创新变革。一方面，在新兴技术驱动下，制造业纷纷从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服务为特色的服务型制造转变升级，制造业的服务外包也在技术革新的影响下日趋市场化;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所需要的变革内容也正是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所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现代服务业需要通过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技术创新应用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交叉融合的广度与深度。

2.投入互促型融合

从生产投入端看，随着生产性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越来越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制造业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中，服務投入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员工培训和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日益增加;同时，在许多服务业最终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制造业产品投入所占的比重也在加大，如移动通信与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服务也同样需要大量的制造业“硬件”投入。

3.产出互补型融合

从产出端看，制造业实体产品必须与相应的配套服务绑定在一起使用，形成完整的互补关系，才能使消费者获得完整的功能体验，是一个集产品咨询、施工安装、使用指导、维护管理和报废回收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的“泛产品”，其内涵已经从单一的实体产品，扩展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全面解决方案。在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出互补融合的方式更加灵活，在线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不断加强。

4.需求联动型融合

从需求的角度看，伴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生活性服务业焕发生机，由此引发众多周边衍生产品的生产需求，从而带动相关制造产业的共同发展。例如，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的繁荣发展能够带动大量的衍生制造需求，由此联动了包括地方特色食品、工艺纪念品、文化创意产品、电子图书音像制品、专业服装鞋帽、专业装备与器材、健康食品、医疗器械等实体产品的生产需求，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动式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在给相关服务业企业带来有效支撑的同时，也给相关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种紧密结合的联动发展模式极大丰富了“两业融合”的内容。

5.集群互助型融合

从区域层面看，集群互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转型升级与价值攀升。在具体的实践中，集群互助至少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制造业集群与“依托制造业的服务业集群”之间的互助融合发展，实现二者的互相依存、渗透和融合，需要在供应链的优化、配套功能的衔接、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提升等方面加以重视;二是身处不同区域的制造业集群与纯服务业集群之间的互促融合发展，实现二者在互助市场关系上的有效衔接，需要在市场供需机制与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等方面加以努力。

（三）“两业融合”的三大表现形式

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某一融合创新实践兼具多种模式的特征，这也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应有表现。在多种模式的选择中，“两业融合”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1.服务型制造

服务型制造在本质上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价值链上的相互支撑与渗透，其动力依据来自市场的需求变动和厂商的价值提升。前者以制造业产出供给服务化为具体表现形式;后者以投入辅助服务化为具体表现形式。具体到先进制造业企业，融合内容涉及创意孵化、研发设计、共享平台建设、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现代生产性服务领域。“两业融合”进程的加快为服务型制造提供了更多协同盈利的新选择，有助于保持服务型制造在发展方向上的先进性。

2.生产性服务专业化、社会化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更高,一方面,在拓展全球视野和聚焦最新应用的基础上,现有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亟需的支持服务领域内容;另一方面,有基础、有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也需要积极利用优势业务板块,向社会提供第三方专业化服务,市场化地开拓盈利空间。一些制造业企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薄弱服务环节则转为向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市场寻求合作。

3.服务衍生制造

服务衍生制造是在产需互动导向下发展起来的服务需求引致制造。具体到现代服务业当中,则表现为向制造环节的延伸与拓展。例如,品牌电商、文化旅游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企业通过积极整合要素资源,以委托制造和品牌授权等方式向相关联的制造领域拓展;科研院所、专业研发设计企业等单位则运用知识技术优势积极将成果应用到制造业领域;创意咨询类的企业将文化创意产业延伸到制造领域,也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等。

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政策着力点

随着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确立,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总体而言,其进程正处于高速上升的阶段,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分析“两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助于更为精准地提出相应对策。

(一)“两业融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具体来看,我国的“两业融合”发展在创新应用程度、区域差异、配套政策、融合主体和人才支撑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问题。

1.融合深度不够,创新力度不足

随着政策层面的引导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对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认识开始不断增强。尽管在融合意识上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具体发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惯性思维。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多处于组装加工环节,受竞争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企业仍然安于现状,竞争策略上也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获取盈利的空间正在逐步被压缩;另一方面,许多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并未达到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要求的高度,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较突出,融合深度难以保证。

近些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较快,但其整体创新能力仍显不足。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研发设计方面,许多企业欠缺或没能达到先进技术所代表的核心竞争力;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方面,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在“走出去”方面,我国企业多为单兵突进,缺乏技术研发、市场研究、法律顾问、融资安排、风险管理等诸多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配合。在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两业融合”的深度亟待拓展。

2.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协同性较差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发展程度与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各地方的起步基础、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基于地方利益和政绩观的影响,我国地方各自为政的产业引导情况普遍存在,在项目立项上缺少因地制宜的冷静思考和差异化互补性的科学分析,存在一定的盲目跟风和过度追热的情况,最终出现产业雷同性的竞争、载体重复性的建设、信息资源不成体系等许多资源浪费的问题。区域间协同性较差的问题最终导致了“两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3.适应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滞后,政策配套难以落地

在范围上,“两业融合”发展涉及许多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整合问题,容易产生交叉行业和新业态。长期以来,部门间的主管范围和工作职责已经固化,在传统的部门分工面前,融合发展所带来的许多边缘性新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在监管与服务上容易出现重叠矛盾与责任推诿并存的现象,这将直接导致政策服务配套与现实市场需求之间的对接出现偏差。例如,审批环节繁琐,获得资金支持相对困难,监管要求不一致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两业融合型企业实际困难的解决进度。融合创新相关的政策支撑和服务能力不足,适应融合发展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两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问题。

此外,当前的一些政策较为笼统,难以落地发挥效用,融合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微融合型企业在用地、融资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仍然存在,营商环境与配套服务仍需进一步改善。

4.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融合型企业相对较弱

近年来,我国也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部分企业对融合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有着较强的意识和能力,在行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但整体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企业在组织规模、创新能力、服务技术、品牌质量和经营管理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对有形资产和生产规模扩张的关注程度大于对专利、人才、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关注程度,融合发展的能力与竞争力欠缺,服务收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相对还很低。

融合型企业相对较弱。具体来看,产业链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在融合发展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仍然欠缺;融合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微融合型企业成长缓慢,得不到有力支持,专精特新类企业的融合发展活力受到限制;平台型企业的融合效能与产学研间的融合贡献也都存在更大的发挥空间。

5.融合型人才总量不足,区域分布差异明显

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创新应用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两业融合”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大量有融合视野和实践经验的跨界融合型人才。从整体上看,能够适应融合发展的人才供给总量仍显不足;从区域分布上看,同我国人才分布和集聚的发展现状一样,融合型人才分布同样表现为区域上的不平衡。融合型人才在空间与数量上的供需失衡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与产业布局与分工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存在地区吸引力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在推动本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招人难、留人更难”问题值得关注。基于人才共享的跨区域融合合作仍需要探索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

(二)推动“两业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建议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代表了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方向与需求变动趋势，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助于实现二者的互促共进，有助于实现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也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产生深远影响。在尊重市场供需选择和产业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针对“两业融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寻找政策发力点，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聚焦重点融合领域，构建精准扶持“政策工具箱”

结合我国的产业基础和全球的竞争环境，围绕能够体现创新应用发展方向和未来需求变动趋势的重点领域，在财税政策、引导基金、用工用地、标准建设、规划协调等方面精准发力，构建有利于融合发展的“政策工具箱”，是政府在政策层面亟需落实的首要问题。2019年出台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已经确定了十大融合领域，内容涉及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制造、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互联网+”、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新能源生产使用、重点消费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在具体的阐述中又突出了智能化、平台化和衍生化的融合创新内容。需要强调的是，未来在推进“两业融合”试点工作时，仍然要重视各地自身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融合实践，灵活推广融合发展经验，避免项目上的盲目开发与资源浪费。

除此以外，公共服务部分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也不能忽视。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考验了我国在防护用品方面的产能反应能力，也给我国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值得欣慰的是，尽管遇到春节工厂放假等问题，但在全国上下一心的努力下，我国在口罩、防护服、消毒用品等方面的生产制造反应迅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抗击疫情的需要。从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看，强大且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涉及国家安全的诸多领域都需要健全长效的发展机制，为应对突发危机，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十分必要，产业价值链上的活动紧密联系、互相配合的程度越高，相关产能表现得越有韧性。具体到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与之相关的制造业既需要保證稳定必要的产能弹性，又需要尊重市场供需基本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这更需要在政策和机制上落实改革要求。

2.做好区域规划，协调发展关系

将“两业融合”发展战略纳入各个空间尺度的区域规划编制之中，并坚持“多规合一”以保证不同类型的规划都能对“两业融合”加以重视。结合各地的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征，从总体布局和功能分区的角度，重点分析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情况，明确技术创新应用为代表的先进性和现代化发展方向，区分出待转型的区域、升级中的区域与先进（或现代）产业区域，推动区域分工协作，实现错位发展，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融合方面的区域整合能力。

协调好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关系，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资源整合、产业链拓展和服务功能辐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扶持与培育覆盖面大、兼容性强的共享服务平台，鼓励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间的平台信息共享。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区域性生产服务网络与产业生态圈，有机统筹发展关系，通过放大协同效应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制造与服务的互促共进。

3.建立有利于融合发展的工作机制，优化政策体系

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合作，以服务“两业融合”发展需要为目的，捋顺工作流程，建立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明确产业融合交叉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明确监管机制，降低准入门槛，避免过度干预，构建支持产业融合的宽松政策环境。加快统计评价、产权保护、信用建设、招投标管理、资质与认证等领域的改革进程。

优化“两业融合”相关的政策体系。认真做好调研工作，主动听取相关企业诉求，向新技术和新模式引导的融合创新业态倾斜，将项目补贴、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用地调整、奖励配套等政策灵活运用到适合本地发展的重点融合领域。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融合发展引导基金，灵活设置申请标准。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条件，为辖区内的企业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常态化的“两业融合”咨询与培训服务，为有融合需要的企业争取资源、提供便利。

4.培育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激活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通过扶持培育、引资新建、大众创业等多种方式培育多元化的融合发展主体，将扶持与服务落到实处。强化产业链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的引领及支撑效应，从创新应用、经营模式、品牌建设、经典项目等方面为行业内企业的融合实践探索可行路径;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和培养力度，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支持企业通过行业协会、企业联盟、协作配套等方式开展业务上的合作与融合;提升平台型企业的资源整合效能，鼓励其拓展服务范围与服务深度;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特长优势，促进有利于“两业融合”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落地;支持行业协会围绕“两业融合”开展工作。

鼓励有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市场咨询研究、经营管理创新、产品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以及配套的法律、融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协同配合，在全球范围内锻炼企业的融合创新能力和协同发展能力。支持先进产品与现代服务的出口，重塑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品牌形象，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

5.加强融合人才体系建设，储备优质人力资本

引进和培养既有融合视野又具有跨行业实践经验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大行业管理人才与技术创新人才的储备力度;探索基层管理人员和操作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创新订单教育与精准培训机制，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及专业培训机构定向培养“两业融合”发展紧缺的各类人才。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支持融合型企业培养和储备自身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突破现有的人才管理评价制度，探索灵活的人才管理方式。探索建立跨行业、跨地区的技能培训与人才交流合作长效机制。鼓励地方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优化人才发展战略，制定对接需求的优惠政策。在吸引力较弱、引人留人困难的地区，需要改变传统思路，以实用为目标，多加重视对地方年轻人的培训、培养与扶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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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魏翔：《亲子业态：从“大势”“大利”到“大道”》，《中国旅游报》2019年10月8日。

10.刘奕：《服务业空间协调与优化：新中国70年的探索》，《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0期。

11.王佳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制度障碍与政策建议》，《全球化》2019年第11期。

12.姚战琪：《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改革》2020年第1期。

13.夏杰长等：《迎接服务经济时代来临》，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

来源：《全球化》期刊2020年6期发表，作者：丰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雷尚君，湖南工程学院经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