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制造回流，能挽救衰落的美国制造业吗？

美国制造业整体处于衰落态势，但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分化局面。美国制造业的分化与外迁，值得中国镜鉴

图/Pixabay

编者按：2019年9月2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发表沈建光、姜皓《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变迁和衰落——美国制造业系列研究（一）》一文，引起读者关注。为了将美国制造业变迁话题引向深入，两位作者就美国制造业分化现状、“再工业化”可能性与束缚等问题进行分析，对中国正面临的制造业分化与外迁挑战，或有启示。

文 | 沈建光 姜皓

9月17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超过4.9万名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12年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组织的最大规模罢工，也是近年美国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

曾经的全球第一大汽车公司，美国制造业的标杆企业如今面临的种种困局，再次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艰难处境推到聚光灯下。而以硅谷科技公司、半导体公司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近几十年则一直蒸蒸日上。

笔者曾在9月2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变迁和衰落》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二战以来美国制造业整体衰落的过程。但分类来看，笔者发现，美国制造业各行业变迁特点鲜明，即衰落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而美国高端制造业的优势仍然广泛存在。那么，美国制造业分化的原因在哪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又将面临哪些束缚？

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变迁

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梳理二战后美国17大主要行业的发展情况，我们不难发现，70年来伴随着美国第三产业的崛起，特别是专业和商业服务、医疗、房地产和金融保险对美国经济贡献度越来越大，美国制造业整体是呈现衰落态势的。具体体现在：

一是1948年－2018年的70年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二战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累计下降近15％，由1948年的美国第一大产业，降为2018年的第四大产业。制造业的份额逐渐让位于专业服务、房地产业和医疗行业。同期专业和商业服务、医疗、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份额分别上升了9.3％、5.8％、5.3％、4.9％。

二是伴随着制造业的整体衰落，就业人数也呈现相应的下滑趋势。笔者统计了美国主要行业从业人数的占比，发现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人数比重，过去40年累计下降超过12％，而医疗、专业和商业服务等依然是占比增加最大的行业。美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趋势得到验证。

三是分门类来看，同40年前相比，美国绝大多数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的占比都有所下降，通用汽车面临的困境只是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的一个缩影。美国汽车行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1.9％降至2018年的0.8％，但仍是仅次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第二大耐用品制造行业。

而汽车制造以外，金属制品加工、机械制造也是衰退明显的耐用品制造行业。只有石油相关的深加工制造业，由于南部休斯敦的崛起，份额比40年前有所增加。

从产业带变迁看美国分化的制造业

虽然美国制造业整体处于衰落态势，但如果分类别来看，却能发现，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其实“冰火两重天”，呈现明显分化的局面，而这点从美国产业带格局的变迁便可以看出端倪。

美国五大湖地区，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在1870年－1960年的时间里，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见证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全部过程。可以说，五大湖地区因制造业而兴，因制造业而衰。上世纪6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外迁和衰落让五大湖区沦为铁锈带，工厂纷纷关闭，失去就业机会的五大湖地区人口不断外流，1929年五大湖区占全美人口的20％，到2018年仅为14％。

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五大湖区铁锈带的印第安纳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等州以迅猛的速度淘汰了制造业。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在1979年达到顶峰，有近2000万人从事制造业，从那以后，有70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了。如今美国工厂的生产量是1980年的2.5倍，但员工人数却减少了三分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就已超过汽车制造业，成为拉动美国GDP增长的主要行业。美国南部阳光带的城市，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浪潮的最大受益者。1940年，美国前十大城市中，有五大城市都位于五大湖地区，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匹兹堡都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而到2010年，除芝加哥外，美国前十大城市中已经看不到五大湖和东北部工业城市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加州和美国南部阳光带城市。

加州的旧金山、圣何塞、圣迭戈，得州的休斯敦、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成为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硅谷成为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硅谷高新技术产业产学研一体的模式，也被全球奉为圭臬，休斯敦的航空航天产业、奥斯汀的生物医药产业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代表。南部的阳光带城市正在美国制造业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的典型案例：辉煌不再的汽车业

汽车产业作为美国传统制造业的代表之一，二战以来，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的整个过程。美国汽车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的巅峰时期，增加值曾占到GDP的3％，但由于汽车制造较长的产业链和上下游相关行业，汽车产业对GDP的贡献远大于增加值本身。

曾经无比辉煌的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目前无一例外面临着衰落的困境，汽车生产的下滑也直接导致了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美国国内的汽车产量，由1994年的60万辆每月下降到2019年的20万辆每月，汽车制造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比也在不断走低。

如今的美国汽车市场，虽然由于消费习惯的原因，以皮卡和大型家用车见长的美国汽车销量仍然超过日系、德系品牌，但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2018年，美国汽车品牌占据了44％的市场，第二位的日本车份额接近38％，日本车同美国车的份额差距在逐步缩小。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价格优势明显、油耗低的日本车就开始在美国不断开疆拓土，建立口碑。日本三大汽车厂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自70年代起一路走高，而美国本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从九成的高点下降了近一半。

销量下降的美国汽车公司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加速海外布局，市场敏感性的降低、战略上的失误也导致美国汽车产业由世界的引领者变成了跟随者，美国汽车产业的没落也直接导致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衰败，最典型的案例当属美国制造业的象征和骄傲、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所在地汽车城底特律。由于人口的急剧下降和汽车工业的衰退，暴力犯罪频发、失业率高企，底特律深陷财务危机，已经成为鬼城，一片萧条和沉寂，并在2013年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

从全球来看，截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生产和汽车销售市场。而中国近十年汽车产业的崛起、汽车的迅速普及，让中国接棒美国，成为了如今全球汽车生产第一大国和汽车消费第一大国。

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典型案例：全球瞩目的美国半导体行业

凭借全球最优质的教育体系和研发环境，虽然美国五大湖区的传统制造业已经衰落，但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仍然占据着全球制高点，当前美国制造业已经转向附加值最高的尖端制造。

2017年，美国国家的研发投入仍然高居全球第一，美国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科技公司可获得的资本支持等方面仍然居全球最前列。同时，美国也掌握着众多尖端科技的知识产权和高端制造业商品的定价权。

在高端制造业中，美国在国防、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精密化工、高性能材料、半导体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均领先全世界。根据PwC统计，2018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有七家来自美国，而这七家中有五家都是高科技公司。

硅谷中心的半导体公司是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2018年，全球半导体前十大公司中，美国占据六席，英特尔、美光科技、高通、博通、得州仪器和英伟达在列。

根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白皮书显示，2018年，美国半导体工业占有45％的全球市场份额，几乎是韩国、日本、欧盟和中国的总和，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微处理器和其他一系列产品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

半导体作为集设计、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2018年美国半导体人均研发投资超过18万美元，研发支出占销售的比重为17.4％，远超欧洲的13.9％，而日本、中国、韩国则分别为8.8％、8.4％和7.3％。

过去20年中，美国半导体行业年均研发支出占销售比重也超过了10％，是美国主要制造业行业中最高的。由于半导体行业的技术快速迭代和摩尔定律，超高的研发投入保证了美国半导体设计、制造的全球垄断地位。

在研发投入、芯片设计和制造工艺方面，大部分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真正实现了“美国设计”和“美国制造”，成为美国高端制造的核心力量。2018年，美国本土81％的半导体晶圆生产都是由美国公司完成的。其中仅高通一家公司，就凭借在2G、3G时代积累的众多专利，向全球手机厂商收取高额的专利费。

在华为2018年92家核心供应商名单中，有包括英特尔、恩智浦、高通、博通等在内的33家美国公司。半导体也是仅次于飞机、成品油和原油的美国第四大出口商品，2018年出口额达440亿美元。可以说，美国在全球的半导体、通信行业的垄断地位，一时仍难以完全打破。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接棒传统制造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新代表。

传统制造业衰落的原因在哪里？

过去几十年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变迁和衰落，其背后因素较为多样化，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划和选择的内因，也有全球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外因。例如，二战以来美国去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作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带来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的需求、全球产业链分工下美国跨国公司加速产业外迁和海外布局、自动化技术的全面应用等等，不一而足。

除去上述考虑，美国制造业劳工技能培训不足导致的熟练工人短缺，以及老旧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制约，在笔者看来也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不断流失的重要原因。例如，从劳工技能培训方面，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工作缺口不断增加，制造业人才短缺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美国本土制造企业表示，即使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带来相应的工作岗位，招到合适的熟练技能工人也是一个挑战，造成这一局面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劳工技能培训的缺位。

例如，截至2019年8月，美国制造业职位空缺率高达3.6％，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即使通过高薪招聘，很多工作岗位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招到合适的人才，这对讲求成本和效率的制造业的影响无疑非常巨大。

另外，美国老旧的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制造业回流。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在二战后的十几年迎来巅峰，但由于历史悠久以及经费的欠缺，当前美国许多基础设施的维护状况并不乐观。根据Oxford Economics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GIO）的预测，在现有基建投资趋势下，2016年－2040年的25年间，美国基建投资的缺口将高达3.8万亿美元，是全球基建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

美国高铁网络的建设也远远落后。目前美国只有波士顿到华盛顿一条高铁，且理论最高时速241公里只能在700多公里的线路上保持几分钟，平均时速远远达不到国际高铁标准。港口方面，全球吞吐量前十的集装箱港口美国没有一个入围，而七个都位于中国。美国需要更多的基建投资来提升竞争力。

当然，与传统制造业的衰落相比，美国高端制造业仍保持着全球领先位置，是美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以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分工、跨国公司对利润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上文提到的美国基础设施薄弱、劳动力培训滞后等原因，决定了美国在脱离低端制造业之路方面很难逆转。

美国“再工业化”与制造业未来

基于美国制造业整体衰落的趋势与美国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需求，“再工业化”近年来被美国政策制定者寄予厚望。而特朗普政府对重振美国制造业的重视，超过了此前多位前任总统，不仅通过增加税收优惠等方面吸引美国企业海外制造的回流，也对美国当前已处于优势地位的高端制造业加强了保护主义举措。

比如，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他国相关行业加强审查、收紧外国企业投资美国高科技企业、提出增强美国制造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战略目标等，以确保本国高科技行业优势地位。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已经将贸易领域的争端蔓延至科技领域。从2016年的中兴事件开始，到2018年针对华为禁令事件的举措升级，再到最近的10月8日美国将28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8家人工智能相关公司，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遏制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以外，美国方面也一直希望将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条款纳入中美贸易磋商当中。那么，美国希望重振传统制造业，扩大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地位的种种举措是否会得到显著效果？

近30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崛起已经让美国感到了深刻的竞争压力，美国国内再工业化的呼声不断提高同中国制造在全球的攻城略地密不可分。因为无论中国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5G、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还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而系统的快速进步，军用和民用制造业的同步发展，都在迅速缩小和美国先进水平的差距。

对比来看，中国制造业整体产值已经远超美国，但高端制造方面仍有明显差距。2018年，美国制造业产值为2.33万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仅为11.4％，而中国2018年制造业产值达到了4万亿美元，占GDP总量的比重为29.4％，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是美国的1.7倍。可以说，从制造业总体的体量上，中国已经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等量齐观，且中国多个传统制造业产业如纺织、钢铁、汽车制造等的产值都已超过美国或达到美国的数倍；高新技术制造业如铁路和船舶、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重要创新突破，在全球中高端市场份额不断提高。但也必须看到，中国和美国在高端制造，特别是民用飞机、高性能材料、芯片、生物医药、数控机床等尖端制造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差距是全面的，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了全品类制造的基础上，在“微笑曲线”向上进入高附加的研发和专利设计，向下进入品牌和销售管理服务等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壁垒和惩罚性关税难以在根本上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再工业化之路，需要的不是以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思维打压一切非美国制造业发展，迫使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更需要的是，建立健全制造业劳工培训体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营造良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创造21世纪的新制造业就业机会。

传统制造业在美国已经没有再次繁荣的土壤和根基，而新兴制造业，可以充分发挥美国源头创新能力，可以充分应用自动化、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科技的高端尖端制造业，才是美国的未来所在。

（此文为美国制造业系列研究（二）。作者沈建光为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姜皓为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本文首刊于2019年12月2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